太史公的《史記》和我的新發現

自 序

這本小書，載錄的是我閱讀《史記》的一些心得，緣起於《澎湃新聞》的臧繼賢女士向我約稿，希望我寫寫這方面的內容。其中大部分題目，過去都思考過一段時間；個別問題，像項羽的“西楚霸王”稱號，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開始關注。鑑於目前學術界和學術刊物衆所周知的現狀，很多年來我已不再投稿。所以，現在有了這個機會，我就動筆寫下自己的認識，寫給關心相關問題的讀者。於是，這些讀書心得就在《澎湃新聞》上陸續發表了。現在再把這些文稿略加修訂匯聚在一起，就是擺在大家眼前的這本書。

書名取作《史記新發現》，並不是發現了什麼司馬遷沒有寫清的問題，更不是說太史公刻意在字縫裏暗藏了什麼常人難以識別的密碼，有待破解。這些問題，一直就擺在大家的面前，明晃晃的，衹是人們看破看不破、讀懂讀不懂的事兒。

當然在中國歷史學界——我指的是那些研究中國歷史的人，而不是中國那些研究歷史的人，更多的人做學問，壓根兒沒想從閱讀史料開始，他們在意的衹是以什麼超人的視角來提出問題（就連是不是就這個問題做出了合理的分析解答也沒有什麼意義）。顯而易見，對於這些人來說，怎麼想出個有別於常人的問題來纔是立足的基點，這也是他們出發的起點，比看書讀史料要重要很多。

我做學問起步於“讀書得間”，也一直行進在“讀書得間”的路上。所謂“讀書得間”，也就是在史料閱讀的過程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努力嘗試解決一些可以解決的問題。

讀《太史公書》，我觀察、分析問題的着眼點和着力處，不外乎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基於相關的知識背景。

《太史公書》是一部紀事的史書，所記史事方方面面，涉及諸多知識領域，而在這些知識的背後，往往是許許多多各不相同的學術領域。

歷史學者和其他行業的每個人一樣，生涯都是有限的，因而瞭解和掌握的知識也都是有限的。不過對待知識的態度不同，也會影響學者知識範圍的寬狹和知識程度的深淺。多年來，我在從事歷史研究的過程中，一向注重通過已知的知識來解析未知的問題。

這些知識，在每一個專門的領域內，可能都很普通，甚至衹是十分淺顯的常識。然而古人和今人一樣，從古至今，所有的人都是在普通的常識中生長，而不是基於什麼高深莫測的理論，或是依循着什麼目眩神迷的範式。生活就是生活，這就是實實在在的生活。

在歷史研究中，研究者同古代社會之間最大的隔膜，首先就是古人各個方面實際的生活狀況。衹有多瞭解一些古人社會生活的實際形態，纔能讀懂包括《史記》在內的各種古書，讀通這些歷史記載。可是人們認識歷史的複雜性，是在很多情況下，又是衹有先讀懂、讀通歷史文獻的記載，纔能瞭解到古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實際的認識過程，是在這兩項因素的交替作用下逐漸向前推進。簡單地說，就是一心向學多讀書，縱心所欲讀更多的書，同時還要反反覆覆地閱讀像《史記》這樣的基本典籍。

古人勸人勵志讀書，實在得很，往往會“誘之以利”來引動其情，說什麼“書中自有千锺粟”，“書中自有黃金屋”。可這衹是讀書做官纔能獲取的收益，真正做個書呆子，讀古書，做學問，相伴隨的唯有清貧。自古以來，一向如此。幸好在這種世俗功利話的後面，還有兩句“曉之以理”的硬道理，這就是“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我想藉用此語來表述自己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路徑。讀書，讀書，再說一遍，還是讀書。衹有踏踏實實地讀書，特別是閱讀各種古代典籍，纔能獲取更多的真知識，纔能解決更多的真問題。這看起來很平常，能做到卻很不容易，既需要恆久的毅力，更需要濃重的情趣。你想做，喜歡做，纔能做。

回到這裏講述的問題，就是衹有多讀書，具備更多的知識，纔能讀懂更多《史記》的內容。

二是基於相應的歷史文獻學基礎。

我寫這些閱讀《史記》的札記，所涉及的絕大部分問題，都與現在通行的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相關，或者說不同程度地牽扯到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的標點、校勘問題。

前面我強調以平常的歷史知識來破解《史記》當中那些看似疑難的問題，特別強調通過閱讀古代典籍來獲取方方面面的歷史知識，可不管是直接閱讀《史記》，發現其中的問題，還是閱讀其他古代典籍來豐富自己的知識構成，都需要具備相應的歷史文獻學基礎。

所謂歷史文獻學基礎，大致可以區分爲目錄學與版本學兩大方面，其每一方面都是需要一點一滴地慢慢積累的專業知識，誰也不能一蹴而就。

目錄學不是講歷史文獻的類別劃分，而是講歷史文獻都有哪些類別和每個類別內各種文獻的學術源流與基本特點。過去老輩在鼓勵青年後生努力讀書做學問時，常常會唸叨“書山有路勤爲徑，學海無涯苦做舟”這兩句話，可你要是不瞭解基本的目錄學知識，功用得再勤，力氣花得再苦，恐怕也很難取得所期望的效果。“目錄”二字本身就含有門徑的語義，它就是登上書山的路徑，就是渡過學海的舟航。

我進入古代文史研究領域，入門伊始，就聆受業師黃永年先生教誨，而黃永年先生治學最重歷史文獻學基礎，也是當時海內外首屈一指的歷史文獻學專家——在目錄學領域和版本學領域都是這樣。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爲我學習歷史文獻學知識提供了極大便利，我也很早就在這方面投入了較大精力，而且幾十年來一直持續努力，直到今天。

這種持續不斷的努力，使得利用目錄學知識研究歷史問題成爲我首選的手段，也是最爲常用、最爲熟悉的治學方法，所以撰寫這部《史記新發現》所採用的手法，基本上也是如此。

在中國古代史領域裏談版本學，實際上主要是指古籍版本學。在這一方面，我也有幸很早就受教於黃永年先生。多少年來，日積月累，也具備了相當程度的基礎。由於目前通行的《史記》版本，存在許多影響實質性內容的文字譌誤，不加以勘正就無法正確認識相關的內容，而要想做出令人信服的勘正，就不能不具備與之相應的古籍版本知識。

這本《史記新發現》中的很多內容，或由版本問題引發，或以版本知識辨析，總之在論證過程中充分藉助了古籍版本手段。我希望這樣的做法，能夠更加完善自己的認識，也讓自己的認識具備更加堅實的基礎。

當然，在學術研究中提出自己的見解，往往充滿風險。這是因爲人們的主觀認識難免會有差誤。一個學術看法越是深入，與通行說法差異越大，失誤的風險也會更大。但學術研究的目的就是推陳出新，學術研究的價值就是提出與衆不同的觀點；學者生存於天地之間的意義就是大聲說出自己的話，也就是不能人云亦云，必須獨抒己見，要勇於“冒險犯難”。

明人聶豹曾對求學後生講過這樣幾句話：“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衆生聞之，不禁詫異。聶氏解釋說：“過必學而後見也，若愚則困而弗學者矣。冥行妄作，安以爲常，其不復知己之有過也。”（聶豹《雙江文集》卷八《答玉林許僉憲三章》之二）他這是講惟有聖人纔能看到自己的過失，因爲“過必學而後見”，而聖人向學，愚者困而弗學。

在這裏，我想借用聶豹這幾句話來談對學者治學失誤的看法：若是從來就沒提出過什麼屬於自己的看法，他就永遠不會犯錯誤；相對而言，提出的看法越多越深越具有實質性意義，出錯的概率自然就會隨之增大。然而歷史的真相就是由這樣一代代勇於探索的學者相繼揭示的。

2022年6月15日記

【夾帶】《簡明黃河史》：

⇧⇧這個當當現在也衹有“黃河”，“新發現”還要稍等。